宋朝李纲在押寝韵的《崇阳道中作四首·其四》中写：

连年兵甲兴，犹幸东南稔。食足无叛民，闾里得安枕。传闻江淮间，蝗旱今犹甚。努力事燮调，未寒心已凛。

    另外，古时候，特别是唐朝以前，人们对这个是很恐惧的。这种虫害对农业的破坏力太过巨大，所谓蝗虫过处，寸草不生不是开玩笑的，成灾后真的有这样的破坏力。

蝗也，今谓蝗子为螽，一名蚕螽，兖州人谓之螣。蔡伯喈曰：蝗，螣也，当为灾则，故水处泽中，数百或数十里。一朝蔽地，而食禾粟，苗尽复移。

    既然有这样的破坏力，当时的人们是想除之而后快吗？前期答案其实挺滑稽的，咱们下面会说到。那么，古代这种灾害有多厉害？当时的人们是什么样的态度？古代人又做出了什么样的斗争方法呢？

    古代时，这种灾害的频发率让人吃惊，假如我们翻看“前四史”就会发现，基本上每个皇帝治下都会有这种灾害发生，有的甚至是连发，几乎每年都发，还有的是一年几发。

前四史包括：西汉汉武帝时期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、东汉汉明帝时期班固的《汉书》、西晋史学家陈寿的《三国志》、还有就是《后汉书》，当然，咱们的题不在此处，故略过不再提。

    东汉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里是这样解释蝗的：

蝗，螽也。

    收录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《尔雅》里这样说：

食苗心曰螟，食叶曰螣，食根曰蟊，食节曰贼，四蝗虫名也。

    我们可以看到古人的认知很明确，就是种害虫，是非常遭人痛恨的。但痛恨也不会影响这种害虫的频发性，究竟有多频繁？班固在《汉书·武帝纪》中记载的蝗灾多不胜数，几乎每年都有：

武帝元光五年秋，蝗，四将征南越。元封六年秋，蝗，两将征朝鲜。太初元年夏，蝗，从东方飞至敦煌。三年秋，复蝗，贰师征大宛。征和三年，蝗。四年夏，蝗。

和帝永元四年，蝗。八年五月，河内陈留蝗。九月，京师蝗。九年，蝗。安帝永初四年夏，蝗，是时西羌寇乱。五年夏，九州蝗。六年三月，去年蝗处，复蝗子生。七年二月，郡国蝗。顺帝永建五年，郡国十二蝗。永和七年，偃师蝗。桓帝永兴元年七月，郡国三十二蝗。二年六月。京都蝗。永寿三年六月，京都蝗。延喜元年五月，京都蝗。灵帝嘉平六年夏，七州蝗。少帝兴平元年，夏大蝗，是时天下大乱。

   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，史书里关于蝗灾的记录实在太多了，那么我们就会有种好奇心，古代人面对这样的灾害时是什么样的态度？前期的态度能吓人一跳。

    前期的时候，人们有种奇怪的心理，因为前面会先大旱，所以人们对于这种灾害，首先竟然是觉得惹恼了上天。他们就会去祈祷，求上天原谅犯错的人们。

    南朝宋时，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《后汉书·孝桓帝纪》中记载：

蝗灾为害，水变仍至，五谷不登，人无宿储。其令所伤郡国种芜菁以助人食。

    这是啥意思？就是说蝗灾为害，水灾也连连发生，五谷没有收获，百姓没有隔夜的口粮，现命令受灾郡国多种蔓菁好补足民食。

    然后紧接着，同样是在《后汉书·孝桓帝纪》中，前面记载的是六月，九月又成灾，而且还伴随着日食，里面是这样记录的：

朝政失中，云汉作旱，川灵涌水，蝗螽孽蔓，残我百谷，太阳亏光，饥馑荐臻。其不被害郡县，当为饥馁者储。

    翻译过来就是：朝廷政治失之中和，天降旱灾，河流有水患，蝗虫遍野，残害百谷，太阳缺光，饥荒一再发生。没有遭灾的郡县，应当为受灾地区储备粮食。

   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灾害的态度，朝廷失和是他们认为发生灾害的主要原因。这可不止是单纯的个例，在唐朝以前，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态度。

    我们能看出那时候人们的态度，你如果德行不好，虫子就会来，而如果贤明至诚，灾害根本不来你的地界。这当然是不科学的，一直到了唐朝时，人们的态度终于发生了改变，对于这种灾害性的虫子，朝廷和民间都想了无数的办法去自救，想要消灭这些害虫，这就是人们同蝗虫的斗争。

    唐朝时，唐玄宗李隆基写过《捕蝗诏》，在里面说得很明白：

今蝗虫暴起，乃是孳生。所繇官司，不早除遏，任虫成长，闲食田苗，不恤人灾，自为身计……此虫若不尽除，今年还更生子，委使人分州县会计，勿使遗类。

    那么，怎么捕杀呢？唐朝的方法是“火诱杀法”，发起人是唐初贤相、著名政治家姚崇，他是这样说的：

蝗虫怕人，故易驱逐；苗稼有主人，故救护者必定卖力；蝗虫能飞，夜间见火，必定飞往；设火于田，火边挖坑，边焚边埋，定可馀尽。

    后面有李隆基的检讨，我没有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啥的。但最终听从了姚崇的建议，写下《捕蝗诏》支持捕杀蝗虫，收到了很好的成效。

    在《宋史·卷三十五·孝宗三》记载：

十年春正月丁丑，以给事中施师点签书枢密院事。命州县掘蝗。

    什么叫掘蝗？就是挖掘虫卵，宋孝宗时制定的“诸州官捕蝗之罚”中规定：

诸虫蝗初生若飞落，地主邻人隐蔽不言者、保不及时申举扑除者，各杖一百……诸官私荒田经飞蝗住落处，令佐应差募人取掘虫子，而取不尽因致次年生发者，杖一百……

   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宋孝宗时对治蝗的重视程度和方法，就是挖掘蝗虫卵，从根上治理。

    到了明朝时，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在《除蝗疏》中系统的写了出现规律、生活习性、除蝗技术等等，影响了后世很多年，而且也影响了世界除蝗法。

    徐光启在里面说这是种超过了水灾和旱灾的巨大灾难，这倒也不是危言耸听，他是这样说的：

地有髙卑，雨泽有偏，被水旱为灾，尚多幸免之处，惟旱极而蝗，数千里间草木皆尽，或牛马幡帜皆尽，其害尤惨过于水旱者也……

    到了清朝时，李正源写了《捕蝗图册》，顾彦写了《治蝗全法》，无一不是为了消灭这种害虫为目的。篇幅原因，咱们这里不再一一介绍。